清末民初的铜陵大通，不仅在经济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景象，被誉为安徽的四大商埠之一，而且在政治军事上，也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可以从辛亥革命前后，在大通发生的两次起义，以及辛亥革命元老之一的黎宗岳在大通建立省军政府这些史实，说明了大通在中国军事战略位置的无比重要，同时也证实铜陵大通在长江流域一带，尤其是在安徽境内的一个重镇的史实。
和悦洲大关口一、得天独厚的大通地理位置
在我省近代史上，铜陵大通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为什么？这是与大通的独特地理位置有关。
从经济上讲，古镇大通，背负龙山，面对大江，江心有和悦洲阻缓江流，江上有羊山矶屏障阻风，既宜停泊船只，又能保障安全，形成来往船只泊岸的理想栖息之所，长江下游的天然良港之一。早在唐始，设大通水驿；南宋，“日出而市，日午而散”的商贸活动兴起，水驿由镇所替代；明初，大通就设巡检司、运所、水泊所。再说，当时皖南山区的铁路不通，公路甚少，小道崎岖，交通不便，徽州山区和邻近各县经商运货，大都从大通港进出口。尤其是在大通设置了“纳厘助饷”的厘金局及楚西检局后，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中路盐税征收机构。加上大通水产丰富，使大通以“鱼盐城市”而闻名，跻身于安庆、芜湖、蚌埠、大通四大商埠之列。久而久之，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客商以及远居海外的侨胞，许多人那时甚至只知道大通的盛名，而不知“铜陵”是何地。
从政治上讲，大通曾是旧中国安徽省军政府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通也曾设立过大通市。
从军事上讲，大通又是昔日雄踞江关的军事要地。年以后，清政府为了对抗太平军溯江西进，在大通设驻了“大通水师营”，隶属长江水师提督。年7月，由唐才常、秦力山发动和领导的自立军，在大通爆发了起义，起义指挥部设在和悦洲大关口。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占领大通后，将师部扎驻在大通天主堂旁。
由此不难看出，大通这座清末民初小镇，在我省近代史上确实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二、唐才常、秦力山领导的大通自立军起义
据史料记载：年7月，在安徽古镇大通爆发了一场自立军起义大事件。这是介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间的一次全国性起义，虽说没有成功，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发动和领导这次自立军起义的就是唐才常、秦力山这两个人。
年，戊戌变法失败，证明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推行改良主义是根本走不通的。这样，就致使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当时，力主变法的唐才常，在变法失败后，潜往日本。年秋，经毕永年介绍，与孙中山先生相见于横滨。孙中山此时正在酝酿惠州起义，部署革命斗争。唐才常将在湘鄂和长江一带的起兵计划面报于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可行。此时，唐才常又受到了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蕴藏着行大改革，图大举的奇气于胸中。是年冬，唐才常由日本返回上海，组织发起了“正气会”。
年春，孙中山派遣郑士良入惠州，史决如入广州，发动起义。唐才常为了策应孙中山惠州起义，一面在上海将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并负责运动各省党会及防军，一面邀揽豪杰，接纳留学日本归来的学生秦力山等二十余人为中兴会员。同年七月，唐才常等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国会”，随即赴汉口组织自立军第五军，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秦力山、吴禄真为大通前军统领，并预定在农历7月15日于汉口，汉阳、安庆，大通、赣、湘同时举行起义。孙中山获知此举，称赞不已。
应当说，大通自立军起义的实际领导人是秦力山。
7月上旬，唐才常派遣秦力山秘密来到大通，立即得到童年好友、哥老会会员、安徽巡抚署卫队管带孙道毅的密助军械。又通过大通哥老会首领符焕章，秦老耀等人散发“富有票”发展组织。大通附近居民附会者踊跃于途。南陵，青阳，裕溪口等地会党，也积极准备，秘密向大通靠拢。还有清军长江水师驻大通的一营士兵，这些士兵大部分是哥老会员，都有亦愿反戈。7月13日，自立军开始在长江北岸桐城境内聚集。由于发动工作匆匆，加之组织内部成员鱼龙混杂，故军机外泄。秦力山知事机暴露，决定立即起义，并在大通和悦洲大关口建立了起义指挥部，迅速赶印张贴了武汉自立军总部发来的文告和法令。
7月14日上午，秦力山率自立军数百人，举行宰牲祭旗后，打响了进攻大通的第一枪。清驻大通水师炮船四艘，首先反戈，掉转炮口，轰炸督销局，厘金局。清营参将张华照闻变，吓得投江自杀。随即又俘获厘卡炮船八艘。登岸后连续攻下盐务，厘金、药械三局和一些库房及衙门，很快攻占了大通盐务督销局，并在此设立了起义指挥部。随后，由高雄带领水师营，符焕章发动会党群众，分头占领大通全镇。一时，青阳、太平、南陵一带会党农民也纷纷起义，响应大通。
大通自立军的起义壮举，震惊了清王朝。7月15日，安徽巡府王之春派出营官邱显铭带领武卫楚军及芜湖防营管带李本钦率部前来围攻大通。接着，两江总督刘坤一派龙骧、虎威，策电兵轮三艘与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调江明水师三营，湖标舳板三十只分水陆两路“会剿”大通。清军兵力大增，自立军兵力不继，退出大通，向南陵退却，等待援军。16至19日，自立军且战且退，又与清军在横港，杨家山、汀家洲、南陵境内等地激战，前后共相持了七昼夜，终因弹尽力竭，寡不敌众而失利。大通自立军共阵亡余人，首领符焕章、秦老耀、高雄、丁锦堂、向广源等人被俘遇害，自立军前军统领秦力山，化装走脱后又潜入日本。
唐才常、秦力山领导的大通自立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与孙中山先生相继发动并领导的惠州起义、广州起义遥相呼应，拉开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序幕，在安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近代著名革命党人章炳鳞所说的那样：“唐才常，近代中国曾起进步作用之人物，自立军亦应视为一次起义也。”无疑，大通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也给我们后来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沧桑古镇三、黎宗岳在大通建立省军政府
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成功。一个月后的11月11日，作为参加辛亥革命元老之一的黎宗岳（共和党员，安徽宿松县人），奉命随江西九江的浔军进驻当时安徽省府的安庆，并驱赶了省军政府都督朱家宝。
浔军进入安徽后，一部分部队由黎宗岳率领顺江东下，准备继续进攻南京城。可是，当黎宗岳部在11月下旬占领大通后，黎看到当时的大通经济昌盛，商业繁荣，市容繁华，人杰地灵之后，顿时产生了一种“占山为王”，在大统治安徽的念头。于是乎，黎宗岳决定不率部顺江东下攻占南京城，而是着手组建大通军政分府，并通电全国，宣布了光复大通的大捷。由于安徽时局的混乱，安庆各界人士一致认为，发电给当时在大通的黎宗岳。电文大意是：为了安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请黎宗岳出任皖省都督，以维持省城安庆的政党管理和生活秩序。此电正中黎宗岳的下怀。黎立即复电：“本欲出征金陵，乃暂允担任。”
其实，黎宗岳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见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在大通军政分府的基础上，正式宣布成立了安徽军政府，并定大通为省府所在地，还发电通告：“徽、宁、池、太四府及广、和二州所属事宜，统归管辖。”
年10月22日，孙毓筠被安徽各界知名人士和革命党人，一致推举为皖军都督。上任后的孙毓筠，马上着手裁撤各地的军政分府及其类似机关，为实现安徽的军、政统一作准备。然而，黎宗岳接到孙毓筠的电文和亲笔信后却此置不理。为什么？因为黎宗岳有自己的想法，他就是想与孙毓筠划皖南、皖北而治。孙毓筠对此十分恼怒，可私下还是派人与黎宗岳就南、北议和一事进行了谈判未果。到了年12月20日，黎宗岳与孙毓筠因大通盐款提交一事酿成仇隙，使彼此之间关系更加恶化。黎宗岳正好借故抗令，迟迟不撤大通军政分府。南京中央国民临时政府为了解决大通问题，于年3月上旬，约黎宗岳和孙毓筠各派代表赴南京协商。协商结果决定撤销大通军政分府，军队开赴南京归陆军部另编，黎宗岳调往内务部任职。
消息传到大通，由于黎宗岳部中的大多数是皖南人，多数人又不愿意被孙毓筠管理，反对取消军政分府，并发电公开反对。3月21日，南京陆军总部指示安徽都督孙毓筠：“大通抗不遵命，中央政府决计以武力从事，已命柏文蔚军长派部队2营，机关枪1队，炮队2队，合同军舰两艘，前往大通相机镇压。唯青阳、池州、铜陵地处为溃兵逃窜之路，请贵都相机派得力兵队，分途拦截。”孙毓筠接电后，立即命令芜湖军队分驻铜陵、顺安一带，并从省城调胡万泰兵3营，往池州、青阳。此时，南京已委派柏文蔚率领的军队，溯江而上，直逼大通，一场流血的战役就要在大通发生了。
黎宗岳及其所属部队闻讯后，多数主张以武力拼抵，并一举进攻占领整个皖北。可是，黎宗岳极力制止，他慨然叹息道：“同室操戈，安得共和？近几个月的事实证明，军人的争利，是国家的一个大害，我决心解甲归去，你们千万不要与胡（万泰）交锋，导致血染皖江，让外人取笑。”年4月6日，黎宗岳解下文印，收拾行装，在给南京的陆军部发了一个辞职电文后，乘轮船离开大通转路回到了九江。当天，柏文蔚部进驻大通，大通军政府也在即日宣告撤销。
正是由于黎宗岳在进驻大通后擅自做出的这一决定，使大通在历史上有了这么一段成为安徽省军政府所在地的史实。由此可见，当时的大通经济繁荣和军事区位的重要是可想而知的。
四、李振亚等革命党人在大通领导的“讨袁护国”起义
据笔者查阅的有关史料表明，继唐才常、秦力山在大通领导的自立军起义之后，还发生了一起李振亚等革命党人在大通领导的“讨袁护国”起义。
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开始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随之，袁世凯又弄出了复辟帝国的新闹剧，引起了全国人民和有识之士的愤慨，遭到各省民众和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并因此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声势浩大的“护国讨袁”的伟大斗争。
年7月17日，安徽都督府在安庆宣告独立，公开反对袁世凯，并推举柏文蔚为安徽讨袁军的总司令，正式出师讨袁。
年8月7日，驻安庆的皖军第一师师长胡万春发动叛变，倒戈拥袁。退守安庆的柏文蔚，在兵乱中仅率余人从南门突围，乘船逃到大通，胡万春叛军紧追不舍。此时的柏文蔚与芜湖方向派来的一个团的革命军，在大通境内与胡万春叛军发生了一场激战。
年初，柏文蔚接到国民革命军陆军总长黄兴的命令，要他在皖、浙边境组织讨袁护国军，并委任柏文蔚为安徽省讨袁护国军总司令。同时，黄兴还委派革命党人李振亚等人前来安徽，负责组织皖南地区的讨袁武装。李振亚等人来到安徽后，频繁来往于安庆与大通之间，开展了许多“讨袁护国”的重要活动，为支持全国“讨袁护国”的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李振亚等人在大通积极响应云南讨袁护国军的号召，率40余名革命党人运作成立了榷运局、水厘局、中国银行分行，公开宣布大通独立，高呼“讨袁护国”的口号，并准备进攻驻防在安庆的倪嗣冲的武装军营。倪嗣冲闻讯后，立即派驻扎在安庆的安武军的两个边兵力，星夜赶往大通，镇压中华革命党人的起义。倪嗣冲的部队分水陆两路夹攻大通，中华革命党人在李振亚的指挥下浴血奋战，终因彼此力量的悬殊，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起义军损失惨重而失败。然而，在大通发生的“讨袁护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声援全国的“讨袁护国”斗争中，起到了非常大的政治影响。
综上所述，从大通自立军的起义，到“讨袁护国”斗争这多年来，大通，这个长江流域重镇，先后发生了唐才常、秦力山在大通领导的自立军起义；黎宗岳建立大通军政府，宣告皖南光复；继之柏文蔚在大通坚持的“讨袁护国”斗争，以及李振亚等革命党人领导的大通“讨袁护国”起义。这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斗争史实，无不充分表明了大通这个长江流域重镇，在清末民初特殊年代里，在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和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斗争中，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以及大通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成为安徽近代革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我们现代人研究清末民初的大通提供了历史依据。
作者：詹敬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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