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宣王征剿淮夷以来，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的水战，每次水战皆是以战船作为载体所进行的，双方的士兵在战船上作战，因为缺乏远程摧毁敌方战船的手段，战斗方式以接舷战为主，战船的坚固程度与体型大小直接影响到交战双方的胜负。如果双方战船的差距较大，那占有优势的一方则会用船只以泰山压顶之势碾碎敌方战船。中国有句俗语，“斗船力，而不斗人力”，也指出了在水战中船只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元末，虽然战斗双方的战船都装备了射石炮，但这种原始的火炮依然很难在远距离上给对方战船造成致命的损伤，战斗方式依然是以接舷战为主。因此双方的战船虽各不相同，但都竭尽全力地让自己的战船在体型与坚固程度上取得上风。
陈友谅的大舰巨炮
陈友谅忠实地贯彻以大胜小的思想，其舰队主力战船均为自己制造的“巨舰”。“巨舰”还有一个名字，即“楼船”。楼船是我国传统的内河战船，因船上建有“重楼”而得名。楼船的船体高大，是一种大型的划桨船。船的周围列女墙、战格，用以保护橹手及士兵，在船之上建有高大的多层建筑，并开弩穴、矛窗，使在楼内的士兵可以借此攻击敌人。楼船除了其强大的作战能力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凭借其高大的船体震慑敌军。《史记》载：“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状。”楼船虽可壮大军威，但因其上层建筑高，受风面积大，会极大地增加船只的风阻，常常带来负面影响。宋代的官方兵书《武经总要》对其有比较公允的评价：“若遇暴风，则人力不能制，不甚便于用，然施之水军不可以不设，足以成形势也。”
图中左侧高者为楼船楼船上通常还设有抛石机，《武经总要》载：“楼船者，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置砲车、檑石、铁汁，状如小垒。”将抛石机装在楼船的楼上，使得原本笨重只能近距离作战的楼船具备了远距离的攻击能力。元明之际，人力抛石机和配重抛石机都有使用，但不知船上所用是何种。不过在山东蓬莱水城的清淤过程中，伴随着几艘古代沉船出土了4枚石弹，其中3枚体型较小，直径为10厘米左右，重1.5千克左右，还有1枚体型较大，直径达19.5厘米，重10.2千克，这种大型的石弹显然是抛石机所用。如果将此石弹的重量换算成宋斤，此弹重15斤左右，弹重在宋代的单梢砲用弹与双梢砲用弹之间，按《武经总要》中对这两种抛石机射程的记载，使用此种石弹的抛石机射程应该在50~80步，即75~米。
楼船上的楼共分为四层，最底下一层列矛窗，里面的士兵可以通过矛窗刺杀船外的敌人。上面两层开弩窗，楼里的士兵可以用弓弩攻击敌人。最上面一层周围列女墙，可在上面列投石机、礌石、滚木等。楼船的作战能力强大，但也有其缺点：体型过大，重心高，不抗风浪，不便机动，适用的战场条件十分苛刻。
朱元璋的“快反舰队”
与阔绰的陈友谅相比，朱元璋舰队中的主力船只则多为缴获的元军“海舟”和农民起义军自制的小型舰艇“快船”。
年，在山东省蓬莱县（年撤县为市）登州港的清淤工程中先后发现了3艘古代木制沉船，考古工作者对其中一艘进行了清理发掘，并确定为元代到明初的战船。这艘战船残长28.6米，残宽5.6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长的元代古沉船，为元末明初的战船形态与结构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整船尖头阔艉，船身修长，船底为平底，应该是一艘平底海船。3段龙骨全长26.6米，用松木制成，采用榫卯连接，并用铁箍和铲钉加固。船内设置了13道隔舱板，将全船分成14个水密隔舱，靠近龙骨位置的隔舱板下部都留有水眼。每道隔舱壁与外板连接处都设有肋骨，可以增加船舶的强度。外壳板用杉木制成，分别使用榫卯结构和铁钉加固，艌料塞缝。不同于泉州发现的宋代海船，这艘元代海船并没有采用多层船板的结构，而是采用了单层板，这与明初的出水战船类似。
元代海舟复原图从古图与出土的元末明初海船实物可以看出，这时的海船制造十分精良，船体除了设有龙骨和隔舱，还设有肋骨，船只横向纵向都十分牢固。船的两侧设桨数支，可以用划桨来推动船只航行。桨孔的上侧还设有木女墙，可以遮挡敌人的箭矢。士兵站在船只最上层的甲板上用弓箭、长枪、盾牌等兵器与敌人作战。
朱元璋的水师中拥有大量的元军海船，这是因为其在江南长年与元军水师作战，曾多次缴获元军战船，就连元朝的水寨元帅康茂才也降于朱元璋，元代海船的制造方法朱元璋应早已掌握。而且朱元璋早期水师的训练也是由元朝水师的降卒来负责的，《续资治通鉴》卷二百一二中就记载：“遣人诱曼济哈雅军来互市，遂执之，得十九人，皆善操舟者，令其教诸军习水战，命廖永安、张得胜、俞通海等将之，攻曼济哈雅峪溪口。”
虽然海舟的性能良好，但因为是在内河作战，仍需要小型的快船相配合。快船是一种小型战船，以其航行速度快而得名。按《南船纪》所绘，快船竖有两根桅杆，船尾设有尾楼，船上建棚，但因在《南船纪》成书的年代快船已经不作为战船使用，所以图中的快船棚上并没有设置元明之际战船上比较常见的弩窗和女墙。元明之际的快船，船舷两侧还设有橹，这使得快船帆橹并用，航行速度较快，善于执行哨探和突袭任务。
《南船纪》中的快船图在朱元璋和陈友谅的交战中，双方的战船上不仅使用抛石机，还配备火炮。当时战船上所用火炮为碗口铳，元明之际的碗口铳沿袭了元代铜炮的形制，其铳壁比元代显著加厚，可以填装更多的火药，增加了火炮的射程，但依然是用石弹。明代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二记载：“今炮之制，用铜或铁为具，如筒状，中实以药，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线，用火发之。”元明之际，水军战船多用此炮，其用法为放时水兵先将石弹嵌入铳口，照准敌船水线位置打去，可以将敌船的船板或舷板打碎。据明末的《兵录》记载，此炮还有一种炮架，以木凳为座，上面装一块可以活动的木板，木板两头各嵌入一门碗口铳，发射完一头，再转过来发射另一头，可以提高火炮的射速。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有一门碗口铳，为青铜制，重15.75千克，全长36.5厘米，口径11厘米，铳膛呈直筒形，向后逐渐变细，铳身外壁铸有三道铳箍，铳身刻有“水军左卫，进字四十二号，大碗口筒，重二十六斤，洪武五年十二月吉日，宝源局造”的铭文。从铭文中可知，这门铳是由宝源局制造，装备给水军左卫使用的。而宝源局是朱元璋在鄱阳湖水战开战前两年设立的，《明太祖实录》载，辛丑（年）二月己亥，朱元璋“置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宝源局虽然主要负责铸造铜钱，但通过文物上的铭文可以确定，宝源局亦负责铸造火炮。又宝源局在鄱阳湖水战开始之前就已经建立，洪武五年（年）的碗口铳与鄱阳湖水战中的碗口铳所用很有可能是相同的形制。
《兵录》中的碗口铳舰队中的军械除火炮外，还有一种新型兵器“没奈何”。“没奈何”长7尺，围5尺，以芦席作圈，糊以纸布，用丝麻缠裹，内含火药捻子和各种火器，用杆挑于头桅之上，两船接舷时，点燃火线，烧断或斩断悬索，“没奈何”落于敌舟中，火器俱发，敌舟即刻焚毁，船毁人亡。
本文摘自《大明水师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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