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该文利用文献资料并结合考古材料、地名材料，对东周巴国疆域问题进行了讨论。
着重考证和梳理了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疆界及其变动，基本厘清东周巴国疆域及其变化历程，对早期学者们关于巴国方位、巴国疆域与疆界等问题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进行了辨析，并首次绘制出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疆域及其变迁示意图。
一、春秋战国时期巴国东部疆界及其变迁
西周初年至公元前年秦、巴、楚联合灭庸前，今渝东巫溪、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开县、梁平等地属庸国，公元前年后奉节、云阳、万州、开县、梁平等地又成为巴国领地，而巫山、巫溪等地则为楚国所有。
春秋战国时期鄂西峡江地区及渝东部分地域为楚人所控制，这在鄂西、渝东考古中也得到证实。
在宜昌黄土包、覃家沱、朱其沱、周家湾、上磨垴、小溪口、秭归庙湾、渡口、缆子杆、曲溪口、龚家大沟、何家大沟、庙坪、香溪口（水府庙）、官庄坪、河坎上、张家坪、砂罐岭、白水河兴山县甘家坡、巴东雷家坪、茅寨子湾、旧县坪、团包、学堂包、宋家谤、吴家坝、龙王庙气仁家坪，高桅子、四季坪、店子头、巫山培（碚）石气上阳村气水田湾墓地气跳石气林家码头气蓝家寨气涂家坝等遗址都出土有楚文化典型陶器鬲、豆、盘、鼎、敦、壶，日４代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不等。
这些楚文化遗物表明鄂西峡江地区及大宁河沿线巫山等地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曾为楚地。
蒙文通先生曾说“房州一带以至湖北的施南都是巴国的境土”，房州即今房县，施南即今恩施市。而春秋时期鄂西峡江沿线及其以北、大宁河河谷沿线为楚地而非巴地，蒙先生此说还有待商榷。
春秋早期峡江地区巫山、巴东、秭归、宜昌等地为楚人所据，但巴人仍据有西陵峡口东宜都、当阳、荆门等地，甚至向北扩展至襄阳附近。
在巴人向北扩展，楚国自荆山向南、向东扩张过程中，巴、楚交往增多，相互间时战时和。终因巴、楚实力悬殊，巴国在争斗中节节败退，巴国东部疆界也随之发生变化。
巴、楚交往始于公元前年，《左传》桓公九年载
“巴子使韩服告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聘于邓。邓南鄙鄭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菹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鄧。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鄧，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鄭人宵溃”，
《华阳国志？巴志》也有类似的记载。
鲁桓公九年即公元前年，这里楚子指楚武王，聘即诸侯国间派使臣互访。这条史料记载了公元前年巴与邓国建交，假道于楚，邓南部鄧人杀巴、楚使者，引起巴、楚联兵围鄧，邓出兵救鄧而为巴、楚联军所败的历史事件。
春秋初年楚都丹阳在汉水上游丹淅之地，邓在湖北襄阳西北古邓城，郄在今古邓城南。从楚、邓、鄱方位看，鄧在邓南，楚在邓西，楚西为麇国，麇西为庸国，巴人出使路线不可能从西向东行进，只能是从楚东邓、鄧南向北行进。
早期学者多认为春秋初楚为巴宗主国，巴与邓国建交须楚国同意，但若从地理空间上又完全可作出新的解释楚在邓南，巴在楚南，巴地“东北近邓”。
巴与邓间隔楚国，巴使者至邓国须假道楚国，故巴子命人向楚国借道，楚王派人护送巴人过境，鄧人袭杀巴使团和楚护卫，从而引发巴楚与邓、郄的战争。结合巴、楚、邓、鄱的地理方位，这种解释也是合情合理的。
早期学者多以邓、鄧、楚在汉水中游襄樊附近，遂认为巴国在汉水中游，这也是一种误解。
原因是不了解春秋初巴国东部疆域向北伸展至襄樊附近，以巴国局部地域界定巴国全域，误将春秋初期巴国定位于汉水中游，实在有失偏颇。徐中舒认为春秋“巴之疆域必兼及长江北岸、邓迤西之地。
如以汉代的巴郡、南郡为巴的旧壤，或不至于有很大的错误”，这里说巴国东部疆域向北伸展至长江以北邓以西地域，包括后来的巴郡和南郡地域。
与前文我们分析的巴国疆域大致吻合，只是徐先生说汉代南郡皆为巴国疆域就不精确了，因春秋初期鄂西峡江地区北至荆山及汉水流域丹淅之地为楚地而非巴地。
二、巴国东南部疆界及其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巴国东南部疆界也有变动。《华阳国志》载巴国疆界“南极黔涪黔涪”处巴国东南，实为巴国东南部疆域。
关于“黔涪”涉及地域目前还有争议：一说黔涪在今渝东南一带，如田敏认为春秋战国涪为巴国南境，即今渝东南乌江流域，黔、涪并称，黔也在渝东南，说黔涪在鄂湘渝黔毗邻地带，如童恩正认为巴人曾据有今渝东南、黔东北、湘西北部地域，即战国楚黔中郡。
李绍明认为“黔”作地名指黔中，作江名为乌江及其支流，“涪”为涪陵江，即乌江与郁江汇合后乌江河段，“黔涪”包括今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县及黔东湘西部分地区，胡挠认为黔涪为巴黔中，楚占领后称楚黔中。
在湘鄂渝黔毗邻地区；说黔涪地包括乌江流域今贵州全境或部分地域，如王家佑、王子岗刘盘石认为黔涪水古称黔水，晋称丹涪水，即乌江，黔水流域巴国置黔中郡，后有楚黔中郡，秦并巴、楚黔中置黔中郡任乃强认为黔指黔水，即今乌江，涪为涪水，即巴涪水，今赤水河，黔涪地包括今贵州省全境？
沈长云认为黔涪包括今重庆东南与贵州交界处刘琳认为巴国南部疆界至贵州思南一带一说“黔涪”包括湘西地区，如周明阜、熊传新认湘西是国疆域。
古黔中学界有巴黔中、楚黔中、秦黔中的说法。
据前文所述，西周渝东南地区考古学文化中巴文化特征明显，而湘西北也有巴文化因素，同时地方特色也很明显，显示巴人对湘西北地区有一定控制，但西周以前鄂湘渝黔紕邻地带是否有黔中之名还无从知晓，因此巴黔中说还有待商榷。
黔中名首见于文献始自战国，《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因此就目前所知黔中政区设置当始自战国时楚黔中郡，更早则无迹可寻。
战国末期秦据楚地后仍置黔中郡，其地域包括今鄂湘渝黔毗邻地带各地，此已见前文。
在东晋及其以前指水有涪水，即《华阳国志》所载战国末期秦将司马错所由取黔中之涪水，又称延江水，东晋及其以前并无黔水、黔江、黔涪水之名。东晋及其以前涪指政区则有汉、蜀汉涪陵县，蜀汉、两晋涪陵郡。
涪陵作为政区名始于西汉涪陵县，至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以原涪陵县分置丹兴、汉发（葭）县，并设巴东属国都尉，后又改巴东属国都尉为涪陵郡，蜀汉涪陵郡辖涪陵、丹兴、汉平、万宁、汉发（葭）、汉复等县，晋涪陵郡辖涪陵、汉复、汉平、汉葭、万宁等县。
汉、蜀汉涪陵县、蜀汉、两晋涪陵郡地域大致包括今重庆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贵州务川、道真印江沿河德江思南等地。
同时代黔涪域略有同如代涪陵县与三国两晋涪陵郡地域就有差异，楚黔中郡与秦黔中郡地域也有差异，因此《华阳国志》“南极黔涪”只能是笼统的地域概念。
若以涪陵郡南界和秦黔中郡南界划定巴国疆界，则巴国东南疆界最远可能到达今黔东思南、石阡、黄平、施秉、黎平至湘西通道、城步、武冈一线。
三、巴国北部疆界及其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北部疆域仍在汉水上游一带。《华阳国志》载巴国“北接汉中”，汉中即秦汉汉中郡，秦、西汉汉中郡治西城县，东汉郡治迁至南郑县，是巴国北境达汉水上游安康、汉中一带。
学界对春秋战国巴国北界认识不一，有人认为汉水以西、南至竹山县境都是巴地，巴国东北界延伸至湍水、均水一线，汉中郡大部分都是巴地；
有人认为汉中至安康间为巴人地域有人认为春秋时汉水以西皆为巴国疆域；有人认为巴国北部疆界仅抵米仓山、大巴山南坡。
蒙文通说巴国疆域包括金州、房州的依据是《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房州竹山县即金州古卢国”，房陵即今房州房陵县，古楚汉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
。
查核文献我们发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载为：上庸，今房州竹邑县及金州是”，又中华书局本《史记正义周本纪》引《括地志》载“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又中华书局本《括地志辑校》载竹山县“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
“上庸，今房州竹山县及金州是”，则房州竹山县及金州为庸国地而非卢国地，不知蒙先生说房州竹山县及金州为古卢国地依据为何？唐、宋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市，竹山县治今湖北竹山县，则今安康及竹山县为庸国地。
公元前年楚、秦、巴灭庸，今鄂西北及陕东南部分地域人楚，金州“周为庸国之地。战国时为楚附庸地，后为楚所灭，复为楚地”，而房州古麇、庸二国之地”，“战国时属楚”。
因此西周至战国今安康市、竹山县先为庸国地，春秋庸国灭后人楚，因此说巴国疆域北至金、房二州地，汉水以西、南至竹山县地为巴地也是值得商榷的。
春秋时期汉水上游还有以今陕西白河县为中心的麇国，其疆域包括今陕西白河县、湖北郧县、郧西县、房县等地，楚灭麇国后其地人楚。
庸、麇以东汉水丹、淅之地为楚人始兴地，楚都丹阳即在此，则丹水、淅水及其邻近汉水中上游地域为楚地。
《史记》载析、郦“楚之故地”，析、郦为楚地，不可能为巴地，湍水、均水为巴国东界说值得商榷。
西周、春秋时申、邓为周方国，申在今河南南阳市北，邓在今湖北襄阳市西北古邓城。申、邓先后于公元前年、公元前年为楚所灭，其地入楚国版图。
据春秋时各诸侯国方位，邓、申在楚东，则巴国疆域不可能越庸、麇、楚等国远及申、邓，则申、邓为巴北境说值得商榷。战国时上述各地均人楚国版图，也就不可能为巴地了。
总结
春秋战国时期巴国仍地处渝、川、陕、郭、湘、黔舭邻地带，其政治中心在川江河谷的江州、丰都及嘉陵江河谷的垫江和阆中等地。
不同时期巴国的疆域范围和都城位置都有所不同，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疆域日渐缩小，巴国都城呈现西迁北移的发展态势，而引起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则是楚、秦、蜀等国政治与军事势力不断扩张而日益压缩巴国的生存空间所致。
早期学者们将巴国界定在汉水流域，对巴国的疆域范围及都城位置的界定也语焉不详且互有出人。
通过本文对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疆域变迁过程的梳理，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早期学者们不了解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疆域全貌，忽略了汉水流域只是巴国北部疆域的一部分的实情，犯了以巴国局部地域界定巴国全境的错误。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bszl/424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