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走军政大员
年12月25日下午,两架飞机从西安飞抵洛阳,机上走下了蒋介石和张学良。一行人当晚便在洛阳过夜,准备第二天再飞南京。
上飞机前,张学良在西安机场匆匆留下一张手令: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行色匆匆,写错了两个字,可见临行仓促、心绪不宁。(“虎臣”,即虎城。“孝候”应为“孝侯”,是于学忠的字。)
这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一个瞬间,但很快,这个结果却引起了东北军中的轩然大波。因为他们发现,少帅似乎再也回不来了。
蒋介石获释后立即改变了态度,开始强硬起来。
12月26日一大早,西安城内的杨虎城便收到了张学良从洛阳发来的电报,要求他释放陈诚、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并将这些军政大员送回南京。
很显然,这是蒋介石的命令。
杨虎城请来东北军中的两位高级将领一起商量对策,这两人是:67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这些高级将领又被称为东北军中的“元老派”)。
杨虎城原本不想放人。但王、何二人看过电报之后,却对杨虎城说:“把这四位放了,其余那十几位留下来也碍事,干脆都放走吧。”
杨虎城还没表态,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也很快得到了消息,全都匆匆赶来阻拦,其中便有孙铭九、应德田、卢广绩等人。(孙铭九,“临潼扣蒋”的现场负责人,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兼特务团团长;应德田为东北军总部政治处少将处长;卢广绩为行政处少将处长。这些人均为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被称为“少壮派”。)
这些少壮派极力反对把大员们放走。孙铭九还非常不满地对王以哲说:“就凭这一封电报就放人?能行吗?怎么证明这是副司令签发的呢?”(“副司令”指的便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前,张曾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王以哲没有直接回答,却反问道:“倘若不是电报,是副司令的亲笔信,你放不放?”
孙铭九气得够呛。
一番争论之后,元老派一锤定音,把这批大员们都放走了。东北军少壮派对王以哲和何柱国都非常不满。
这次争论,成为了东北军内讧的开始。
西安事变旧址:兵谏亭二、再放走50架飞机
两天之后(12月28日),阎宝航又从南京带回张学良的一封信,让西安把此前扣押的50架飞机放回去。
这当然也是蒋介石的意思。
这一次,东北军元老派和少壮派又来到杨虎城公馆商量此事。
杨虎城刚开始倾向应德田、孙铭九的观点:已经5天了,张副司令还没有回来,这最后一批“抵押品”决不能轻易放了。
可是,王以哲和何柱国却仍然固执己见,坚持要放,并指责应德田、孙铭九说:
“副司令那样慷慨大方,他暂时不在,我们就这样小肚鸡肠吗?依了你们,东北军岂不惹人耻笑!”
应德田、孙铭九又据理力争。
王以哲见少壮派不同意,口气粗起来,大发脾气,横竖要放。
杨虎城怕内部裂锅,为了息事宁人,只好同意放走50架飞机和名飞行员。
事后孙铭九非常恼火,对应德田说:“真没想到,东北军里有些人对张副司令实在是无情无义!我真闹不清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西安的人情算是送到家了,但南京的少帅却始终不见回来。于是,少壮派对王以哲、何柱国等人是更加不满了。
三、对峙与谈判
又过了两天,蒋介石在报纸上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南京方面还开始组织对张学良的审判。
西安方面奔走骇告。年元旦,东北军、十七路军进行了一次联合大检阅,愤怒声讨蒋介石,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的呼声响彻整个西安城。
蒋介石也不示弱。年1月5日,他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两人撤职留任(先撤职,再留任,以显示他的“恩威并举”),另一方面委派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调集三十七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进,其中进入潼关、直逼西安的达到十二个师。
由此,蒋介石不仅对“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等承诺食言而肥,而且进一步造成大军压境之势。
蒋企图以军事压力逼迫西安方面服从他的安排、交出西安乃至整个陕西的控制权。
于是在当时,“三位一体”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形成了对峙。
实际上,老蒋内心也不敢贸然开战,诡计多端的他又采用了其他手段应付局面。一方面,继续扣住张学良不放,先是“判处十年徒刑”,几天后又将他“特赦”,然后再交军事部门“严加管束”;另一方面,命令驻扎潼关的顾祝同等人,向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提出甲、乙两种解决方案,要西安方面进行抉择。
于是,双方开始谈判。
谈判的过程很重要,这也是后来东北军走向内讧的直接原因。
在蒋介石授意下,南京方面提出的、供东北军选择的两个方案如下:
1、“三位一体”让出西安及周边地带,让给蒋介石的中央军进驻,东北军和17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府主席由17路军方面的人充任(后文简称“甲案”);
2、东北军调离陕西,赴安徽和淮河流域的较富庶地带,17路军和红军的安排基本同上。(“乙案”)。
这两个方案导致的利害关系很容易判断:若西安方面接受甲案,则三方力量依然可以随时靠拢,“三位一体”仍然存在;若接受乙案,则东北军远走,“三位一体”自然解散。
蒋介石给杨虎城写信,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柱国写信,劝他们接受乙案。(大家仔细揣摩其居心。)
针对这两个选择,17路军、红军自然倾向于甲案,而东北军内部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大部分少壮派虽然也倾向于甲案,认为这样可以维持力量,增强向南京要人的砝码;但少部分高级将领却感觉西北太苦,希望东调到中原富庶地区去,内心则倾向于乙案(当然他们也希望营救张学良回来,但却并不希望跟蒋介石闹崩)。
这样,西安内部的矛盾变得更加明显:
17路军接受甲案;东北军元老派虽然公开表示接受甲案,但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张学良回来,其他一概不论。
周恩来及其率领的代表团是张、杨请到西安的客人,不便干涉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处于建议和襄助的地位。
四、复杂的局面
在对峙谈判期间,西安城内谣言四起,局面非常复杂。
西安事变期间,中央军就曾不止一次进犯潼关,被东北军将领常恩多等人率军打退。这一次,蒋介石不再使用硬的手段,转而开始政治分化、金钱收买、暗地分裂。
蒋介石的这些手段很快便生效了。17路军的冯钦哉师、王劲哉旅和一些部队相继投蒋,东北军中的擅自新部也非常不稳,随时会倒戈(擅自新日后果然倒向了蒋介石,参加抗战后,他因为擅自溃逃、败坏军心被枪决。)
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杨虎城原本主张武力与南京对抗,但东北军中以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高崇民为首的元老派却主张和平解决。
元老派倾向于从渭南撤军。(渭南为东北军前线驻地)
当时患病在身的王以哲在病榻上对老派军官说:“少帅不在,东北军还有我们嘛。既然顾祝同、祝绍周代表南京提出要我们从渭南撤兵,那就先撤兵吧,这样可以避免军事冲突。至于营救少帅,可以慢慢再跟南京谈。”
在当时的陕甘一带,东北军人强马壮,总兵力近20万人。相比之下,杨虎城的17路军则显得羸弱太多。因此,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妥协态度,动摇了杨虎城与南京武力对抗的决心。
1月15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我对作战胜利没有把握。”
此后,西安方面派李志刚两次赴奉化见蒋,陈述西安方面的意见。1月21日,“三位一体”再次开会,决定采取甲案——东北军从渭南撤兵,让中央军进入西安,红军退回陕北。
在当时,这不失为一个折中的选择。看似“三位一体”进行了退让,实则是继续保留了三方维持团结的基础,因为即便进行了一些妥协,但彼此驻地毕竟相距不远。如果真正实现这个方案,保持三方团结,对西北局势此后的发展是有利的。就算张学良暂时不能放回,只要西北力量维持团结,还可以慢慢争取他回来。
但是,东北军少壮派却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无论接受甲案或者乙案,张学良都不能回来了。所以,他们自下而上地开始发动签名运动,强烈要求营救张学良,并不惜同中央军开战。
少壮派甚至认为,元老派的做法,是有意取代张学良而放弃营救。
五、少壮派的情绪
这里交代一下东北军中少壮派的背景。
自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东北军全是以张学良一人为核心而维系,凡是团长以上军官的任命全是由张学良一人决定,并亲自进行谈话和考核,由此形成了众星拱月、惟少帅之命是从的独特局面。
比如西安事变的发动,虽然王以哲、于学忠等高级将领事先已经知晓,而且参与其中,但实际上却是张学良直接对孙铭九、王玉瓒等团营级军官下的命令。(孙铭九为卫队营第二营营长,事变中负责进入华清池“捉蒋”;王玉瓒为卫队营第一营营长,事变中负责在华清池外“警戒”。具体扣蒋过程可参见二人的回忆文章。)
因此,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实际上多是掌握团营级部队实权的人物。他们有爱国热忱,不想再“中国人打中国人”,希望打回东北老家去,赶走日寇,光复故土。他们也对张学良怀有很深的感情,希望马上解救他。
但是他们也很容易感情用事,思想非常激进,甚至逐渐变得偏激。最要命的是,他们的义愤很容易引起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乃至社会普通百姓(包括西安的广大学生)的同情和支持。
这样,少壮派的主张竟然在西安占了上风。
连杨虎城也不得不受到这批人的影响。
杨虎城虽然担心跟中央军的作战难以取胜,但也希望张学良能早日回来,而且他考虑到中央军进入之后会对他进行报复,因此他跟少壮派也有着共鸣。
一天晚上,孙铭九、卢广绩等60多名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带着多人的签名径直闯入新城杨虎城公馆,向杨哭诉:
“中央不讲信义,扣了张副司令,而我们东北军头头无动于衷,置之不理,不知是何居心?我们大家集体签名,请杨主任指挥我们作战,只求早日营救副司令出来!”
闹到后来,这60多人一起放声痛哭,悲怆愤恨的情绪感染了杨虎城和夫人谢葆真。在场的17路军军官们也落了泪。
但是,对于是否从渭南前线撤兵这样的大事,杨虎城不能撇开王以哲、何柱国等东北军大佬单独决定,只得难过地流着泪把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暂时劝走。
六、少壮派跪在周恩来面前哭诉
1月27日晚,少壮派20多人又赶到金家巷东楼会客厅,向正在这里开会的中共代表团请愿(开会者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刘鼎)。
孙铭九咄咄逼人地抢先问道:“我们坚持张副司令先回来,尔后再从渭南撤兵。你们代表团怎么看?”
叶剑英和刘鼎说:“我们方才正在讨论这件事,觉得对抗下去恐怕有引起战争的危险,不如暂时退兵为好。撤兵以后,‘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将军回来。”
少壮派仍不同意,应德田还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讲话,陈述他们的理由。
周恩来听完后,站起身来,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张副司令在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也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意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僵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就不符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所希望达到的团结抗战的原意。引起战争,对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的前途,对副司令的前途,都会没有好处。”
苗建秋、何镜华等人涨红了脸,气恼地说:“你们不帮,我们也要打!难道你们就准备袖手旁观,看着蒋介石消灭我们东北军?”
周恩来继续劝解道:“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这些话仍然没有说服少壮派。
苗建秋一边大哭,一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甚至还说:“你们不帮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
这时候,孙铭九一下子跪在了周恩来面前,一边哭,一边请红军出兵。
他又哭又叫:“你们不同我们合作,‘三位一体’岂不是破裂了吗?!这样各顾各,张副司令就完了啊!”
就这样,这些少壮派军官一直闹过半夜,始终听不进劝告。
周恩来对他们深表同情,但又感到他们考虑问题过于简单,左右为难,耐心劝解说:“快不要哭闹了,和、战的问题事关大局,非常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答复你们。”
最后,少壮派终于走了。
七、杨虎城顾虑重重
孙铭九等人刚走不久,天还没有亮,南汉宸又从17路军中赶来了。(南汉宸:中共地下党员,此前被杨虎城委任为陕西省府秘书长,西安事变发生后,经杨虎城同意,周恩来调南汉宸协助代表团工作。)
南汉宸向周恩来报告:
凌晨3点,杨虎城把他从床上叫醒,对他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也希望你替我打算打算……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周恩来听完南汉宸的汇报,感到东北军、西北军内部都很不稳,弄不好可能要出大事,于是决定与叶剑英赶回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行前他告诉南汉宸:“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立刻赶往三原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就这样,由于东北军的内部分歧,以及杨虎城的现实顾虑,中共方面不得不慎重考虑当时的现实状况。
此后,事态再次出现了转变。
八、红军的回复
1月28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坐汽车赶到红军司令部开会。洛甫、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认为:东北军和17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这两个朋友要打,解释无效,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态势。
会上大家一起研究,在颇难两全的情势下重新作出决定:本来是不应该打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
当天晚上,周恩来赶回西安,将这个决定告诉了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并明确对他们说:
“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团结一体,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家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
此后,毛、朱两位领导也从延安来电,表示同意这个方针。
这也就是说,红军愿意联合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决一雌雄。
九、渭南会议
按说,事情到了这个阶段,原本不该再有什么变动,但是时局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
东北军的元老派并不同意上述方案,他们反对军事冲突,坚持先撤兵、之后再想办法营救张学良。
元老派的意见再一次刺激了少壮派,导致少壮派的活动更为激烈。
在少壮派的提议下,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召开团长以上军官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有四十多人前来参加,东北军驻扎在西安及周边的高级将领大多到场。
被称为“东北军心脏”的第67军军长王以哲因病缺席,委托东北军总部参谋长董英斌代他主持会议。会上,何柱国发言坚持主和,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反对。
会议的悲愤气氛激发了焦躁不安的东北军将领,他们急于营救少帅的炽烈火焰被点燃,整体意见居然变得一致起来。
会议当即做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之前绝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我们破釜沉舟,不惜决一死战!
最后,这40多个人一个接一个地在决议上签了名。
这场会议后,主战成了东北军强大的呼声,少壮派还将“决一死战”等等标语贴上了西安街头。
十、于学忠来到西安
可是,情况却再次出现变化。
渭南会议后,何柱国赶到位于西安粉巷的王宅,把40多人签名的决议案递给了正在病榻之上的王以哲。
王以哲听说渭南会议的情况后,开始连连摇头,一番话又把已经签过名的何柱国给说动摇了。
王以哲、何柱国仍不同意渭南会议的决议,也无法说服少壮派,而且这份签名决议也不容他们忽视。
这时,王以哲想到了于学忠。
张学良离开西安时写下的那张手令中明确嘱托,东北军托付给两个人指挥,一是杨虎城,其二便是于学忠。
这两人中,只有于学忠才是东北军的人。
当时,于学忠正率领51军3个师驻扎在甘肃一带,他本人则在兰州坐镇。
1月30日,王以哲、何柱国派出飞机赶赴兰州。
31日黄昏时分,于学忠抵达西安机场。
晚上7点半,在王以哲的病榻前召开“三位一体”高级会议,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人在内室商讨,东北军少壮派在隔壁堂屋旁听。
十一、艰难的会议
这个会开得十分艰难,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
杨虎城请周恩来先讲。
周恩来说:“今天是以你们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
杨虎城又请东北军的三位将领先讲。
经过几番推辞,还是病榻上的王以哲发了言:“和也好,战也好,应该赶快决定。和平撤退的条件已经与顾祝同谈妥了,这样犹犹豫豫僵持着是有危险的,更是军事上最忌讳的。”
杨虎城又请于学忠讲。
于学忠这才开始说出自己的意见,他先分析了军事形势,认为现在西安周边已经形成了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态势。他略微结巴地说道:“我看,还是根据鼎芳(王以哲的字)的意见,和,就和了罢。要打,我的51军在兰州,一下子也拉不过来。”
他一说,王以哲和何柱国立即表示同意。
会场又静默了一会儿。
杨虎城见东北军三位高级将领的意见已经一致,沉默了片刻,说道:“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我们17路军,是不打算撤退的。现在汉卿不回来,掏心里话,我是压不住阵的。之前的行动,17路军都是跟东北军配合一致。现在,东北军方面既然主张撤退,那么我们还是实行跟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
最后,杨虎城又询问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严肃地说道:“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而且意见很强烈,很尖锐。确实也不能不考虑张将军在东北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从道义上对得起朋友,我们红军最后也下决心不惜一战。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为了团结,我们当然赞同。”
末了,他又不忘着重强调:
“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
这个会议的结果,等于是否定了渭南会议的决议,于是大大出乎少壮派的意料:不是由杨虎城下动员令出击,而是立即派和谈代表李志刚到潼关去签字。
在隔壁听会的少壮派无法控制偏激的情绪,他们很不甘心,并认为这是王以哲、何柱国破坏的结果。
当天夜里,西安街头已经贴出了“锄奸”的标语。
十二、少壮派开枪
第二天(2月1日)晚上,应德田、苗建秋、孙铭九、何镜华、刘启文、商亚东、于文俊、王协一等36名少壮派军官,聚集在启新巷一号开会。
白天,他们在于学忠面前痛哭请愿,此刻又陷入绝望、悲伤、愤慨的情绪中不能自拔。
他们一致认为,不打仗少帅就回不来,王以哲、何柱国主张撤兵就是不想营救少帅,以实现由他们掌握东北军的野心,于是决定采取非常措施铲锄东北军中的“内奸”。
元老派何柱国觉察到了周围的“火药味”,劝说仍在病中的王以哲和自己共同到杨虎城公馆去暂避一时。
谁知王以哲却坚决不同意:“我一个堂堂军长,在自己部队里活到避难这种地步,还有什么意思!要去你去,我不去,去了是天大的笑话!”
何柱国只得一人搬到了杨公馆。
为了以防万一,王以哲也在住处加强了警戒,除门口的两个卫兵荷枪实弹外,另外还调了一排人架着机关枪看守院子,子弹全部上膛。
2月2日凌晨,天还不太亮,粉巷王宅附近一切如常,并无异样,每天早上,这一带练操跑步的队伍照旧活动。
有一排兵练完操,喊着口号,步伐整齐地经过粉巷二十七号门口。
这支队伍刚刚过去一半,突然全面散开,疾风骤雨似地冲进了院子里。
院内的警卫早已被枪打倒一个,其余人全被冲进来的兵用短枪逼在墙角或屋内,一动不能动,之后便被缴了械。
带队“出操”的于文俊和一个排长踢开王以哲的卧室门,对挺直上半身坐在床上的王以哲拱拱手,大声说道:
“老师,学生对不起你啦!”
说完,举起手枪便向怒目而视的王以哲“砰砰”连连发射。
可怜东北军中这位仅次于张学良的核心人物,便由此倒在了血泊之中……
接着,东北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交通处长蒋斌三人也相继被杀。
孙铭九、何镜华等人又闯至杨虎城公馆要杀何柱国,被持枪在手的警卫拦住。
十三、周恩来赶赴王以哲家中
与此同时,几个青年军官突然闯入周恩来驻西安的办公室。他们情绪激动,神态之间又显得十分惊恐。
周恩来一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立刻明白了来意。他霍地站起,大声说道:
“简直胡闹!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出张副司令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
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这几个青年军官这才收敛了气势,在醒悟过来之后,纷纷低下头来,默不作声。
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这些青年军官这才认识到错误。他们自觉惭愧,流着泪跪倒在地,并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与此同时,西安城内充满了恐怖气氛,不断流出谣言,甚至有人挑拨说:少壮派是受了红军方面的指使而行动的,红军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以“打出红旗”。
事态极度复杂,周恩来却依然沉着。他完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立刻带李克农、刘鼎赶往王以哲家中。这时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王身中9弹,躺在血泊之中。家中早已乱作一团……
周恩来是最早赶到的。他安慰家属,迅速帮忙搭建了灵堂,之后又帮助料理后事。
消息传出后,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的误会。
十四、少壮派被转移到红军驻地
少壮派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却事与愿违。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素有威望,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特别是67军一片嚎啕,全军挂孝,誓师“杀回西安为王军长报仇!”后来被于学忠与周恩来等人死死劝住,这才没有酿成大的冲突。
然而,驻扎前线的57军和独立师却仍然剑拔弩张。
57军军长缪澄流逮捕了倾向反蒋的少壮派军官万毅,率部向三原方向构筑工事。
独立师师长刘多荃逮捕了团长康鸿泰,扣留了驻师的中共代表邹鲁风,率部逼近西安,准备与西安少壮派领导的抗日先锋总队和特务团决一死战。
另外,缪澄流和刘多荃还奉何柱国密令,在西安城内搜捕少壮派。
杨虎城同周恩来商量后,派人找来孙铭九等人,问他们将何以自处。
孙铭九、应德田、苗建秋等这时也慌了,三人经过彻夜商量,在第二天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
就在东北军祸起萧墙、变生肘腋、内部残杀、火并越演越烈之际,周恩来经过与杨虎城的紧急磋商,反复权衡,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要营救张学良,不能再牺牲他们。
于是,周恩来毅然决定,冒着袒护杀人凶手的嫌疑,将这些人转移到云阳红军驻地,后期再转往平津一带。
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了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的大规模自相残杀。
十五、“二·二事变”的悲凉结局
尽管大规模的火并避免了,但内部残杀的悲剧仍然未能完全避免。
刘多荃因为怀疑与“二·二事件”毫无关系的第一旅少将旅长高福源也是少壮派,便指使团长葛晏春设计诱杀了高福源。(实际上,高福源曾经被红军俘虏,后被放回,因为他了解到红军的真实情况,随后为东北军与红军的关系改善起到了很大作用。)
另外,刘多荃的族弟刘凤德又抓住了刺杀王以哲的连长于文俊,残忍地将他剖腹剜心,用以祭奠王以哲的亡灵。
不仅如此,东北军骑兵第十师擅自新部和西北军中的一些部队相继叛变,西安事变后好不容易促成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中央军又乘势节节进逼……
周恩来坐卧不宁,昼夜操劳,心力交瘁,力挽狂澜,尽最大可能去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
但东北军高级将领队留在陕甘、维持“三位一体”再也没有任何热情,同时也因为没有了少壮派的反对,便仓促而轻率地改变了准备接受“甲案”的初衷,接受了令蒋介石大喜过望的“乙案”进行东调。
被软禁在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山的张学良听说上述消息后,彻夜嗟叹,悲伤不已,便给西安的于学忠写了一封肝肠欲碎的信:
“……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仁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芳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留!……目下状况,要兄同诸同仁,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我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供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
此后,东北军于三月份开始东调,善耍政治手腕的蒋介石立即采取种种手段整治这只异己部队,近20万部队全部被打乱、整训、缩编,并安插大量“政训主任”进各支部队进行监督监视。
东调后的东北军分驻在豫南、皖北、苏北等地,驻地分散,不相统属,均直接划归南京军政部管辖,仍然是“群龙无首”的状态。
大批东北军眷属随军队辗转、迁徙、流亡,死亡将士的遗属则更是无人过问,很多人逐渐沦为了乞丐、娼妓,甚至凄惨地化为飘零异乡的孤魂野鬼……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将士奋然请缨,勇赴前线,在华北、淞沪、武汉、徐州等各个战场上,以血肉之躯与日寇拼死搏杀,成为了连做梦都想杀敌回老家的“哀兵”。
“哀兵,哀兵,哀兵必胜……”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王以哲之死:东北军参与西安事变始末》,现代出版社,年7月
《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联出版社,年12月版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年2月版
《沸血——东北军后期实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年10月版
《国民党军史》,团结出版社,年1月
《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年11月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年11月
《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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