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国民党当局设立战犯拘留所，并成了军事法庭。耐人寻味的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当有记者提出：“战犯名单上怎么不见罪大恶极的冈村宁次？”，国府的要员们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年8月，冈村宁次来到东北，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此后历任关东军参谋次长、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第二师团师团长、第十一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年11月，冈村宁次成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可以看出，冈村宁次的军事生涯几乎都和中国有关，他的手上沾满了抗日军民的鲜血。
抗战胜利后，作为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冈村宁次，是最该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也是最该被判处死刑的。但是，让人遗憾的是，胜利后，冈村宁次居然成了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座上宾。
为何要为冈村宁次脱罪？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第一要务就是将他在西南的部队调到原日本占领区去。但是，上百万部队从西南调到华北、华东、华南等地谈何容易，于是，冈村宁次这个日军在中国的最高指挥官，成了蒋介石拉拢的对象。
很快，冈村宁次有了一个新的头衔“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这个职务也成了冈村宁次的护身符，因为只要投降的侵华日军还没有全部被遣返回日本本土，那么他这个长官就是安全的。
在冈村宁次的配合下，国民党基本上垄断了对侵华日军的受降。据统计，国民党受降日军万（含越南等地），接受各类枪支近80万，以及数量惊人的火炮、车辆。
抗战胜利后，延安公布了需要严惩的日军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侵华日军的一号战犯。国统区的各界对冈村宁次也是一片喊杀之声，然而蒋介石对此置若罔闻，还派人以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名义，给冈村宁次带去口信，称：“近日报纸刊载的冈村大将将作为战犯予以逮捕，这是与事实不符的。战犯系由国民政府决定，与总司令部无关。但对于努力配合接受工作者，总司令部将建议政府不以战犯论。”
可见，当时蒋介石根本没有任何要审判冈村宁次的想法，甚至为了不让冈村宁次担心，还派人去解释。
年6月，蒋介石集中兵力，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冈村宁次这个抗战时期在华北长期指挥日军和八路军作战的日酋，成了蒋介石眼中的“反共人才”，他聘任冈村宁次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这个任命是秘密的，因为一旦公开，将会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冈村宁次本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不料不仅受到优待，还成了参与军事的顾问，他大喜之下，绞尽脑汁地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他根据日军和八路军的作战经验，写了一个所谓的《剿共指南》，蒋介石派人将其印成中文，大量发放给国民党中高级军官。
此外，冈村宁次还先后写了《共军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一系列分析文章，蒋介石对这些文章都是如获至宝，在制定作战计划时，还经常让参谋总长陈诚去征求在南京的冈村宁次的看法，陈诚对此很反感，屡屡推脱，于是汤恩伯便成了往来传话的。
为何选择汤恩伯呢？有一个说法是：年，汤恩伯经陈仪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步兵科学习。到了年，本该毕业的汤恩伯却因为成绩不佳，校方准备让其继续留校一年，后来冈村宁次帮忙说话，汤恩伯得以毕业。
这个说法或许有一些道理，但绝非主要原因，汤恩伯后来为冈村宁次的无罪释放而积极奔走，背后其实秉承的是蒋介石的指示，有些事有些话蒋介石不便直说，汤恩伯便成了传话和出面的。
为了让冈村宁次免罪，何应钦费尽心思
年9月9日9时，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举行了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仪式。选定这个时间的寓意是“三九良辰”。
冈村宁次是侵华日军的最高指挥官，但并非整个日军的最高指挥官，所以为了外交对等，蒋介石让何应钦主持受降仪式。
何应钦在受降仪式上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日军是战败方，按照惯例何应钦只需坐着单手接过降书即可。可是，在中国派遣军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在向何应钦递交受降书时，何应钦居然起立还礼，向小林浅三郎“弯腰鞠躬”，这一幕被当时在场的记者用相机记录下来，参加受降仪式的英美等国盟军代表也是大为惊诧，互相交头接耳。
事后，冈村宁次感慨的回忆说：“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我不禁想到，这毕竟是东方道德啊。”可是，冈村宁次在大谈所谓“东方道德”的时候，可曾为日军在占领区的暴行而感到内疚呢？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个日酋是坚定的主张派，在投降前夕，他还向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等人发去电报，要求拒绝《波茨坦公告》，继续作战，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毫无悔改的战犯。
在如何界定日军战犯这个问题上，蒋介石主张范围以最小限度为宜，而何应钦则更是提出尽量不要抓人。有了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公开庇护，对战犯的审判就难以公正地进行了。比如，广东的军事法庭有一次判处了40个日军军官的死刑，冈村宁次向何应钦提出抗议，何应钦让广东重判，但是广东方面拒绝了，何应钦干脆将这40个人移交到了上海的军事法庭重审，这40个本该被处决的战犯，就这样在何应钦的直接干涉下，全部无罪释放送回日本。
对其他战犯尚且如此”宽容“，对冈村宁次这个“老朋友”，何应钦自然是竭尽全力地为其脱罪。在年6月的一次讨论如何处理战犯的会议上，已经被蒋介石剥去兵权的何应钦，对新任的国防部长白崇禧说：”冈村宁次在战争结束后，功绩显著，应该宽大处理。“会后，冈村宁次被任命为审理战犯及投降日军遣返的日本方面的总联络班长。
国民党战犯委员会的负责人在面对记者的质问时，居然公开说：“冈村宁次系日本战犯，但自投降以来，协助我政府接受以及受降工作上，成绩显著。目前，该战犯还担任总联络班长，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委员会正在研究中。”
自认为必死无疑的冈村宁次，一跃以总联络班长的身份，继续逍遥，对此，他后来回忆，称自己也是没有想到会受到如此“宽大”。
敷衍的审判
对冈村宁次的庇护，连英美等国都看不下去了，年11月2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冈村宁次以战犯的身份，前往东京出庭作证。可是，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宁次的联络工作没有结束，身体健康也有问题”为由，拒绝将冈村宁次送往日本。
想想真是可笑，一个原侵华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国民党当局竟然如此包庇，对一个战犯的身体健康如此的关心，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冈村宁次迟迟受不到审判，各界人士义愤填膺，面对汹涌的舆论以及英美等国的指责，蒋介石不得不做一做样子了，他下令汤恩伯将冈村宁次带到上海，对外宣称已经关押，但实际上却秘密的让他藏在一个隐蔽的住所，汤恩伯还派了日本医生专门照看。
蒋介石在年6月进行军事机构改组，设立国防部，以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失去兵权的何应钦不久后被打发去了美国担任军事参谋团团长。
年3月，国民党军的接连失败，让主持军事的陈诚成为众矢之的，蒋介石只得将何应钦这个国民党元老召回。5月31日，何应钦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再次掌握权力的何应钦，对冈村宁次表现出了极大的关照。当时远东军事法庭在东京进行的审判已经快要结束，如果国民党当局再不审判冈村宁次，那么远东法庭将要强行审理。
为了不让冈村宁次去东京受审，何应钦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发出指示，让开始审理冈村宁次，为了避免审判中出现问题，何应钦叮嘱石美瑜，审判时必须将情况每日报告。
7月12日，冈村宁次在翻译刘季坪的陪同下，首次接受审判，而此时抗战胜利已经快两年了。法庭上，冈村宁次以身体有病为由，提出继续留在住所，审判官提出反驳，认为冈村宁次身体状况良好，且已经逍遥法外两年，应该马上押送到监狱关押。
冈村宁次态度强硬，让翻译刘季坪转告法官，称：去上海寓所，是南京政府国防部定的。如果要取消，必须由何应钦部长签字。
庭审结束后，石美瑜请示何应钦，何应钦回电让冈村宁次以保释的名义，继续留在住所。何应钦发话了，石美瑜等人又能如何呢？之后，在何应钦的关照下，法庭在候审室为冈村宁次准备了一个大的扶手椅，休庭时提供的饭菜也是标准很高，特意为冈村宁次订做中餐或日餐。
更让人又气又笑的是，当时国民党当局经费困难，由于在冈村宁次身上花了太多的钱，导致到了8月时，竟然因为没有钱了，暂时无法开庭了。
这样的审判，意义何在呢？
一声叹息
冈村宁次在审判时受到的种种照顾，引起了外界的一片哗然。可是，得知消息感到气愤的民众们，恐怕不会想到，蒋介石、何应钦主导的这个所谓的审判，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冈村宁次这个侵华日军头号战犯脱罪离开的。
年11月，在东北全境解放后，解放军又发起了淮海战役。何应钦这个国防部长，不去关心战局，反而更加积极地为释放冈村宁次而绞尽脑汁。
国民党的高层，对冈村宁次有好感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都主张从严审判冈村宁次，即使不能判处死刑，也至少应该判处无期徒刑。可是，蒋介石和何应钦有最终的决定权，他们执意要放走冈村宁次。
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隐退”，回到了奉化溪口老家，但却暗中遥控。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走到前台后，他主张将冈村宁次立即关押判刑，可是李宗仁这个代总统的权力实在是不大，他左右不了对冈村宁次的审判。
1月26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民国三十七年度战审第二十八号)：冈村宁次无罪。在场的记者们听到宣判结果后，无不震惊，纷纷提出抗议。冈村宁次对审判结果当然是满意的，成了“无罪之身”的他心情愉悦地回到了住所。
1月30日清晨，在汤恩伯的派兵保护下，冈村宁次顺利登上了一艘美国轮船，安然驶往日本。
这个结果，实在是让人扼腕叹息。千百万中国军民的鲜血，在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眼中不过是数字罢了，这样的国民党、这样的国民政府，覆灭了是最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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